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。

广州，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，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，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。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，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，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;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，读懂今天，读懂广州，由此坚定文化自信。

一七五七年，随着乾隆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，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。

作为中西方文明在长达八十五年内的唯一交流中心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，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，几乎所有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。这里拥有通往欧洲、拉美、南亚、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，是当时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，承载了近代中国商业经济的孕育和发展。

十三行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其历史影响力一直在延续。

两百年后，历史再次选择广州，承担“广聚天下客，广卖天下货”的历史使命。十三行与广交会，共同谱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华彩乐章，成为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、发展经济的缩影。

十三行是怎么来的?

康熙开海贸易催生“十三行”

乾隆一纸谕令广州“一口通商”

这是18世纪的一个场景——中国南海海面上，瑞典商船腓特列国王号正在航行。这是那个时代的大型帆船，它从欧洲出发，经过一年多的航行，即将到达Canton(广州)。

在西方人眼里，中国是“丝国”“瓷国”与“茶国”，还有无数精美的工艺品，呈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。他们为发现中国而惊喜。

瑞典的这艘船幸运地逃过了好望角的惊涛骇浪、马六甲的海盗劫掠以及船上流行疾病的威胁，在减员两成的情况下完成了航行。与其一同出发的帆船，只有一半能够到达广州。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，是为了进行中国和瑞典之间贸易的首航。腓特列国王号离开瑞典哥德堡之后，到西班牙换取了在中国通用的白银，于1732年9月6日到达广州地区的伶仃岛。停泊在广州的4个月间，腓特列国王号向中国10多个洋行订购的货物有大箱151个和瓷器1801捆，共计49906件;还有红绿茶2183箱。从广州启航后，腓特列国王号经过8个月，回到瑞典。

当时，每年有上百艘这样的商船远道而来，通过漫长的水路进入中国南海海域，然后沿着珠江北上，到达当时被称为东方帝国南大门的广州。

其实，明朝年间，海外贸易并非一直顺畅，朝廷经常宣布“海禁”，并持续到清初。明清共“禁海”三百年，不过，广州管理船只的机构——市舶司被保留了下来，持续起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。

康熙统一台湾，平定三藩之乱后，开始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税收平衡问题。他派内阁大学士石柱到广东、福建考察，为开海贸易做准备。因为走私风行，朝廷中有人反对。康熙问石柱：“你到过广东几府?”石柱回答：“肇庆、高州、廉州、雷州、琼州、广州、潮州等，那里的百姓说，离开故土二十多年，现在皇上削平寇盗，可以回故土了。”康熙再问：“那么，百姓都乐于住在海边，你们为什么又不准呢?”石柱回答：“海是明朝就封的，我们也只能照例。”康熙十分不满，说：“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，今虽禁海，但私自贸易的人也一样出海谋生;实在话，你们不准，就是自图便利而已。”石柱一时没了话。

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，朝廷开辟了四个港口通商：广州、宁波、舟山、厦门。但当时商人经营华、洋贸易时二者不分，也没有专营的外贸商行。开关初期，遇到西方大船到来，官员手忙脚乱，洋船常被堵在港外，迟迟不得贸易。1686年春，即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，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——两广总督吴兴祚、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，将国家税收分“住税”和“行税”两类,“住税”是对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征的税，由税课司征收，称“金丝行”;“行税”是对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征税，由粤海关征收。“洋货行”即“十三行”，说到“行”的释意，即“行，列也”，是“居货之地”。从此,洋货十三行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，由国家管理，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。到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乾隆在紫禁城下旨：“口岸定于广东，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。”其余三个口岸由此关闭，广州成了清代对外贸易中心。

(记者 杨诚仁)